九游会买球:当代土皇帝-禹作敏的沉浮录

　　嫁女不嫁大邱庄，糠菜能替半年粮。这是上世纪天津地区流传的一句俗语，它形象地勾画出了大邱庄贫困的面貌。由于地处低洼，大邱庄的土地大多是盐碱地，无法耕种，这里的村民长期过着喝苦水、穿破衣、住土房的生活。直到上世纪初，这一个地区依然贫困如旧，名声也因贫穷而远扬。

　　然而，改变的契机出现在1972年，那一年，一个名叫禹作敏的人走进了大邱庄，成为了大队党支部书记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大邱庄奇迹般地实现了十年脱贫，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甚至在经济快速的提升的推动下，曾被戏称为讨饭村的大邱庄，最终获得了天下第一庄的美誉。然而，随着禹作敏的失势，这个短暂的传奇也随之褪去。

　　禹作敏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，出生在贫困的农民家庭，学业未成，却因为年轻气盛得罪了许多人。1930年4月3日，禹作敏在大邱庄的一个普通农家降生。尽管家境贫寒，但他的父亲始终坚信，只有知识能够改变命运。因此，禹作敏自幼便被送进了私塾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他的学习成绩出奇的好，邻里乡亲常常羡慕他，称他为神童，大家都说：这是老禹家坟上冒青烟了，这孩子以后一定能成大器！

　　尽管如此，禹作敏依然没放弃对知识的渴望。成年后，他用自己多年来积攒的积蓄购买了一辆骡车，靠着跑运输赚钱，同时坚持读夜校。尽管岁月艰辛，但禹作敏感到自己的生活充实而富有意义。他白天拉车赚钱，晚上便回到学堂。多年未曾读书，刚开始有效学习确实不容易，但这丝毫没有削弱他对知识的渴望。同时，他也非常热心帮助乡亲们，常常用自己学到的知识解决村民们的问题，这使得他在村里积累了慢慢的升高的威望。

　　1960年，凭借自己在村里日渐增长的影响力，禹作敏被村民推举为大邱庄党支部副书记。当时，大邱庄的一些生产队为了更好的提高粮食产量，采取了极不真实的手段，将几十亩水稻硬塞进一亩地里，试图通过伪装来提高产量。年轻气盛的禹作敏对这种做法深感反感，甚至当众提出批评。这种大胆的行为很快招来了众怒，禹作敏也因此被调任为十一生产队的队长。

　　这个十一生产队是大队中最贫困的一支，队员们常常连基本的温饱都没有办法解决。面对这种困境，禹作敏意识到，单靠耕地是不可能让村民过上好日子的。他决定另辟蹊径，寻找新的出路。很快，他带着队里仅剩的一些钱前往县里，买了一些残疾母驴。这些母驴不能干重活，价格也非常便宜。回到村里后，禹作敏利用这些母驴作为种驴，安排它们与公驴交配，等到来年就能通过卖小驴赚取丰厚的利润。

　　除了这一创新措施，禹作敏在面对大队的苇子收集任务时，也展现出了自己的智慧。大队曾规定每个队员必须交纳160斤苇子，超出的部分要按照固定比例与队里和个人分账。由于这种不合理的规定，几乎所有村民都丧失了积极性。禹作敏看在眼里，心生一计，他宣布十一生产队的队员除了那160斤苇子必须上交，其他多出来的苇子都可以归个人所有。这样一来，队员们的积极性瞬间得到了激发，纷纷投入到工作中。最终，十一生产队的收益远超其他生产队，而这一切得益于禹作敏的聪明领导。

　　1974年，禹作敏因表现突出，被任命为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。当时，禹作敏在村民大会上豪言壮语，立下誓言，要在三年内带领大邱庄脱贫。虽然这话显得有些冲动，但一旦说出，便不得不兑现。在巨大的压力下，禹作敏几乎三天三夜未合眼，拼尽全力思考怎么样让村民摆脱贫困。很快，他提出了改造大邱庄的具体方案——将原本盐碱地的土地进行平整，修建灌排水系统。 禹作敏的艰苦付出得到了回报，改造后的田地产量大幅度的提高，翻了五倍。大邱庄的村民们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丰收的快乐。然而，禹作敏并不满足于此，他深知单靠种地远远不足，于是决定带领村民们开展副业，做一些商业活动来逐步提升经济水平。

　　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相关知识，禹作敏求助于有外出打工经历的村民刘万明。刘万明曾在天津钢厂工作，有着非常丰富的技术经验，在禹作敏的推荐下，他成为了钢厂的第一个业务员。为了节约资金，禹作敏亲自带领村民一砖一瓦地建设厂房，并从天津淘来三台废旧的轧钢机。经过不懈努力，大邱庄的第一个带钢厂正式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。仅仅一年后，厂子的净利润便达到了45万元，禹作敏坚信，工业化道路才是让大邱庄真正致富的关键。

　　1990年，禹作敏的堂弟因邻里纠纷殴打致人死亡，尽管事后禹作敏在背后周旋，最终几名凶手仍被捕。禹作敏不仅未感到悔过，反而愤而组织村司法机关。他逐渐走上了权力至上的道路。1992年，禹作敏因涉及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，被天津公安局调查。面对警方的追捕，禹作敏依然坚守自己的权力，并在村里软禁了前来调查的警察。

　　最终，禹作敏的罪行曝光，法律的审判终于降临。他的辉煌事业伴随着极度的膨胀和暴力行为走向了终结。1999年，禹作敏在保外就医期间吞服大量安眠药自尽，孤寂地结束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。禹作敏的悲剧告诉我们，思想的贫瘠和权力的不平等往往会加速一个人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